【金进】新加坡侨寓文人邱菽园南洋汉诗主题研究
［摘要］晚清政府内外交困，社会不安定使得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侨寓南洋寻找生路，其中以新马两地为多。邱菽园有着举人功名、丰厚家产和个人学识的优势，加上办报兴学和雅集诗社，很快成为19、20世纪之交新加坡文坛领袖。他曾因巨额援助维新派起义受到政治牵连，又因经济破产备感世态的炎凉。困顿时期的邱菽园依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继续培植新加坡本土文化，他的岗位意识越来越在地化，诗文中出现了更多的本土关怀。纵观其一生的诗文创作和文学活动，一方面邱菽园毕竟根在中国，爱国情结是割舍不断的，与同期南来的左秉隆、黄遵宪等人一样，邱菽园的诗文中有着挥之不去的感时忧国情怀；另一方面，其诗文中开始描摹新加坡在地风土人情，也开始经营本土文人的交际圈。邱菽园丰富的文人交游经历及文人间诗文唱和，在在展示着汉诗在南洋地区的传播历程，同时，也勾勒着海外知识分子从花果飘零的无奈到自觉落地生根的移民心路。
［关键词］邱菽园；侨寓文人；南洋汉诗；岗位意识；新加坡
［作者简介］金进，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5期。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入侵，满清政权经历着中国封建时代最剧烈的内外冲击。随着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11年的武昌起义，直至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神州大地风雨飘摇，内外交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着国家的兴衰跌宕起伏。从传统士人角度来看，他们所参与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如统治阶层自我调整（林则徐、魏源）、宗教救国（洪秀全、洪仁玕）、洋务运动（李鸿章、张之洞）、实业救国（张謇）、君主立宪（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实践一一宣告失败，传统知识分子也通过参与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经历着千年未见的历史大变革和大动荡。就与邱菽园（1874—1941）息息相关的维新派来讲，维新党人最初是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变后他们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也策划进行暴力革新，由此就有了1900年由唐才常发起的自立军起义事件，当时邱菽园还与容闳商讨联合起义，并认捐二十五万元支持自立军，成为起义的基本经费。
邱菽园与清朝政府的恩怨纠葛也来自这个历史事件。首先因受株连和清廷政治高压，邱菽园被迫与康有为决裂，也不敢返回家乡，终成侨寓文人[1]。邱菽园与康有为两人之前关系密切，1900年2月2日，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受邱菽园、林文庆之邀到新加坡，一直逗留到8月9日迁往槟城，这期间康有为曾会晤容闳，讨论汉口起义，还游历怡保，当地名士郑螺生还接待了康有为。但后来身为南洋保皇分会会长的邱菽园在《天南新报》（1901年10月22日）上发表《论康有为》一文，揭发康有为骗取华侨捐款导致唐才常汉口起义失败。第二个影响，就是邱菽园开始疏远满清政权，断绝入仕的念头，着力于新加坡本土的中华文化传播工作[2]。疏远当政者的主要原因是张之洞借唐才常之事镇压维新党人，再加上这次事件牵连到了福建邱家，邱菽园被迫以白银三万两作为赈灾款，换得张之洞为之保奏销脱党案，释放海澄家人。“若无张之洞的策反工作，邱菽园即便已与康有为一派交恶，大约也会遵循‘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之古意，不会在《天南新报》及其他报刊上公开指责康有为。”[3]邱菽园与康有为后来复交，不过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事情，1910年康有为来新加坡，邱菽园请其选定《菽园诗稿》，康有为为其撰《丘菽园所著诗序》。另外，邱菽园的《啸虹生诗续钞》三卷，连同前钞共七卷，于1922年由康有为资助印行。
一 汉诗中的庙堂：心系中华的海外游子
汉诗[4]创作在新加坡已有百余年历史，这可从李庆年的《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找到依据，该书以刊登在新、马两地华文报章的旧体诗为研究对象，指出现时最早可见的报章作品是张汝梅1887年12月19日刊登于《叻报》的四首绝句[5]。但作者同时亦证实华人在新、马创作旧体诗的年代应该更早，因为创刊于1881年的《叻报》，前六年资料已散佚。而同时期，第一任新加坡领事官左秉隆（1850—1924）亦早已在1881年抵新后开始创作，同期文人斌椿、王芝等人就更早了。邱菽园曾总结自己的创作：
炜萲非敢言著书也。不敢著书，将平日信笔雌黄无聊谰语等诸积薪落叶摧烧之可也，淹没之可也，何必灾木。第念僻处穷乡，交游不广，尘封故步，靡所观摩此则每有良朋，亦起天涯之叹，重敢画疆自限，将何者为吾问学资乎？用是不揣固陋，随笔记，一得之愚，窃欲就正有道，两年命稿，宜以朋友诗歌旧作，亦觉夥颐，付之梓人，借省写副。尚祈海内方家，谅其愚诚，匡所不逮，幸甚！倘有以近名好事相督过者，是则炜萲所不得辞也。溯自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二月起稿，越年丁酉五月成书。闽中邱炜k自记于香港文咸街之寓楼。[6]
王德威认为“华人投身海外，基本上身份是离境的、漂泊的‘移民’。时过境迁，一代又一代移民的子女融入了地区国家的文化，形成我所谓的‘夷民’——也就是从这一点来看，史书美教授认为华语语系终究是过渡现象。但仍然有一种海外华语发声姿态，那就是拒绝融入移居的文化，在非常的情况下坚持故国黍离之思，是为‘遗民’。”[7]而王赓武更强调华裔子民一旦在移民地落地生根，自然与在地文化发生关联，形成“地域的中华性”：“‘中国性’是共同历史经验的产物，历史记录也不断在影响其发展；中国之所以自知是中国，所凭借者越来越是中国自己的‘中国性’；‘中国性’还得关乎非炎黄子孙眼中之‘中国’的那些特质，或他们看来早已是‘中国’的那些成分”[8]。邱菽园对身份的认同更接近这种在地的“遗民”，这是早期华人移民的典型心态。
邱菽园是新加坡唯一的举人，被誉为“南洋才子”、“南国诗宗”[9]。我们先看看他一生的经历：
丘炜萲（1874—1941），海澄人，字菽园，弱冠应科举，获解一（按：1874年11月12日生于新安惠佐里，1894年乡试中举）。赴进士科不第（按：1895年上京会试）。时光绪乙未，清政府割弃台湾，方事亟时，丘奔走上书不报。丘遂绝意仕途。独以字行家本素封，性好义侠，以此挥金结客，倾身下士，屡削其产无悔，而天下豪杰多称道，邱菽园之名不衰。一八九八年寓星嘉坡，创办天南新报，自号星洲寓公，著论主张维新变法改革中国，后皆应其言。一八九九年与沙罗国主立约，保证同乡黄乃裳率众往婆罗洲之诗巫港垦殖农耕，名其地曰新福州，迄今移民廿余万，为海外乐郊。一九零零年赞助湘人唐才常组织汉口自立会谋东南大举，事泄无功，然东邻著作家田野桔次氏特著支那革命之动机一书，以丘与孙、康两时贤相提并论。读者咸以为确民国初立，年年内战，军阀纵横，政客秦楚，丘目击心伤，承办振南日报大加笔伐，如祢衡之历诋世人，无一佳士，言虽过激，意实可嘉。自后曾一度出任星洲日报副刊主任，逾年以病辞职退隐（按：1941年12月1日病逝于新加坡嘉东因峇律四十二号旅邸）。[10]
邱菽园曾参与维新变法，“君臣合体，万国来同，取法维新，与民乐利。不徒楚粤诸党会，本非生而好乱，一旦名义无出，闻而戢其他心。想彼康梁，亦犹人耳，望风解散之不暇，否则流离琐尾，今更越在远岛之中，有不烟销灰灭者哉！若夫复辟难期，不闻新政，沉沉此局，坐俟瓜分，是天未欲平治中国也。”[11]邱菽园还通过《天南新报》鼓吹报国合群与文化回归的儒家教育，也从事实际的课程改编工作，更捐巨款筹建孔庙学堂[12]。“⋯⋯新加坡著名的维新派保皇党人士一九○○年后转而支持清廷的邱菽园，因庆贺捐纳所获得的主事一职与四品官衔，甚至大开筵席，亲属与同乡到贺者竟达五百多人。这些向满清皇朝捐纳官衔的华侨殷商，自然不会支持革命运动，那些在星、马拥有清政府的官衔或营谋捐纳官衔的华人，自然也是反对革命的人。”[13]这些都表明他对曾热心投身的维新运动的坚持。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们心中恋恋不忘的是进出庙堂，为“帝王师”，这种期待即便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特别是中国进入西方文化冲撞，被迫进入调整的痛苦阵痛之时，也没有停歇。邱菽园与同时代的鲁迅、李叔同、周作人一样，开始在剧烈时局中经历精神上的挣扎与痛苦。如李叔同先是积极入世（跟随蔡元培修学法律，留学日本，引入西洋画、西洋话剧、西洋音乐，服务教育界），后参佛出家的经历与邱菽园很相似。不过，邱菽园没有剃度为僧，前期私塾出身，考取举人（同榜有黄乃裳），参与1895年的公车上书，名噪一时，之后参透世情，沉溺酒色和交际，父亲遗产被其挥霍一空[14]；后期以报人身份的自觉，成为一代著名报人，而且晚年参禅。在参禅这个问题上，邱菽园更多地是在经历半生浮沉之后，心境澄明，看破世情，而选择与佛亲近，与高僧交往，寻找一种脱俗出世的感觉，以慰余生。但综观其创作，邱菽园诗中最大的主题是不忘庙堂的国族意识，即心恋庙堂安危，关注国家兴衰。
咏叹历史事件和回忆历史人物是海外寓居的知识分子向中华传统致意的重要题材，邱菽园也不例外。《晏海楼题壁——在海澄城北》（1893）是目前能看到的邱菽园最早的咏史诗。其中有“百战河山地/巍然见此楼/限回胡马足/望极海门秋/日月依双岛/金汤重下游/平时烽火寂/倚槛看潮流”诗句。晏海楼是明代戚继光所筑，后来曾是郑成功的指挥中心，这首诗抒发的是生于福建海澄的邱菽园心中对故乡光荣的抗清历史的感怀。《筼筜港》（1893）写郑成功炮轰顺治的野史故事，慨叹“野战玄黄江化碧/英雄事业至今悲”。《舰上作》（1893）中对1884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凭吊，其中有“马江折戟何时起/愿弃青袍易战袍”；《木棉庵》（1893）中义士郑虎臣诛奸臣贾似道，其中有“下四山独抚危柯/长太息安求少年/壮士尽忘家莫用/季世太师终误国”；还有《矮屋题壁》（1894）凭吊清末台籍大将林文察抗击太平天国事迹的诗句等。这些诗句都看得出其字里行间所掩饰不住的少年英雄气，以及他以史抒怀的文采。
虽远在南洋，邱菽园并没有忘记关注近代中国的兴衰，寄寓和抒发感时忧国的情怀。他对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大清帝国腐败现实愤懑不安。他在《七月下浣岛中得电报具知联军陷京两宫西巡近状》（1900）一诗中感叹道：“孤注官家竟渡河/谁挥返日鲁阳戈/箜篌起舞徒神妪/斑竹凄徨剩女娥/阴昼长星侵玉座/秋风乔木纪金陀/有情到处堪沾臆/山鸟犹歌帝奈何”。再如写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后焚书的《闻翰林院灾图书烬矣》（1900），其中有“湘东下策竟烧书/文武文章一夕墟/楚炬今看图籍尽/西来班马泣焚如”，表达了对战乱之祸的痛感。《中立》一诗作于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以“秦师未退晋师从/投骨凭人肆远封/岂是顿邱争隙地/无由烛武说横冲/何年任戌东门钥/中立犹鼾卧榻容/如此江山谁是主/可怜行李往来供”，描绘日俄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的这场战争，表达了他对清廷无能的愤怒和无奈。还有《慈禧西太后挽诗二首》（1907）中，“遥怜楚楚瞻朝士/长握金轮五十年”、“雄才辜负中兴运/凤德终衰惜尾声”两句，表达了邱菽园对慈禧太后误国和清廷衰落的愤懑。
如果放置在近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整体洪流中，似乎我们可以从他的交游入手，看到他传统文人酬唱交游的一面。邱菽园《诗中八友歌》（1899）介绍了康有为、黄遵宪、林鹤年、唐景崧、潘飞声、丘逢甲、王恩翔、梁启超等近代名士，并各有评价。如评康有为的“南海先生倡维新/新诗偏与古艳亲/笔端行气兼行神/中心哀乐殊胜人”；评黄遵宪“公度恢奇足平生/员舆九万常纵横/门户不屑前人争/独简万缘息心兵”；评唐景崧“兵间转徙唐灌阳/斐亭往迹沉螺桑/荻花满船明月光/白头吟望涕浪浪”；评丘逢甲“吾家仙根工悲歌/铁骑突出挥金戈/短衣日暮南山阿/郁勃谁当醉尉呵”；评梁启超“神州侠士任公任/日对天地悲飞沉/倾四海水作潮音/举世滔滔谁知心”。诗句对这些名士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另外，还有《答章枚叔沪上寓书》（1900）中的章炳麟，《寄李伯元征士兼示吴趼人李芷汀高太痴》（1900）中的李伯元、吴趼人，《徐君勉由星洲征程指美取道日本于其行也诗以送之》（1900）中的徐君勉，《星洲赠别容纯甫老博士之美》（1900）中的容闳，《梁子刚黄黻臣连翩内渡各返乡国余饯之于市楼书此为别》（1900）中的黄乃裳，《寄怀梁任公二首》（1900）中的梁启超与《追悼故任新嘉坡总领事黄遵宪四首》（1900）中的黄遵宪，这些名士的互相交游构成了中国近代文人交流的日常生活图景，也构建着近代中国文人与寓居海外文人交游的历史图景。
落地南洋的邱菽园心境孤独，一方面不能返乡，怕遭朝廷打击报复生陷绝地；另一方面破产后家道中落，有了更多对人情冷暖的体验，因而产生逃避世事之念[15]。《林琴南先生自京师讲次以铜镜砚子托巡洋使者远致之余》（1906）：“金城原合墨卿居/万里能通缩地壶/溪谷斩严招隐赋/声诗刻画抚松图/盘桓自拜韩陵赠/重载人传郁石俱/比似支机烦汉使/孤山梅讯未全孤”中，末两句诗文虽是对老友林纾的问候，但孤寂心境还是油然而生。另外，《自责》（1907）“悲来夜半骑盲马/意外池中畜逝鱼/知否庄生蝴蝶化/梦时栩栩醒蘧蘧”，《遣婢》（1909）“种得花枝乞与人/东君无计永留春/乌衣朱雀斜阳影/厮养牙郎落絮身”，这些诗句都是破产之后，家道中落的邱菽园的自况，可看出生活的窘迫和潦倒，落寞心境在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首《续玉笛诗》（1913）：“梅花五月江城引/杨柳三春洛下辞/廿五弦中过梦影/六千里外旧乡思/快酬李委停杯弄/健想刘琨倚月吹/赢得洞箫生谥去/南朝文锦悔丘迟”。邱菽园在诗的序言中言：“今者羁客炎荒，沿俗自寿从容宾友，杯酒平生赋诗一章，聊以言志，即用旧联作为起韵。”[16]其中“羁客”“炎荒”的字眼，也足可看出其远离故土之后的孤独心境。
二 本土意识的增长：早期南洋知识分子的文化经营
随着晚清的没落和民国的建立，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改变了，一批知识精英被迫放弃进入庙堂的理想，转移到了民间岗位，在学术、从教、出版等相关岗位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岗位意识”有两层意思：一是知识分子的谋生职业，即可以寄托知识分子理想的工作。譬如人文科学研究、教育、出版、文学艺术创作等等，其中教育与出版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二是知识分子的批评职能。在现代多元社会里远离庙堂的知识分子已无法做到“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但虽庙堂已废，知识分子依然能作为社会的某种舆论力量而存在，这种声音或许微弱，但可以起到一种平衡社会的作用。陈思和论及王国维、周作人的时候，认为“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17]破产之后的邱菽园更多地是通过编辑身份办报，以期在文化上传承中华文化。新加坡早期的报人，如《叻报》创办后二十多年一直担任主编的叶季允、《星报》的编辑黄乃裳，都经历过传统文人精神转型的阵痛。邱菽园1898年5月28日自费创办《天南新报》(1902年辞去报社职务，该报1905年4月28日停刊)；1913年1月1日承办《振南日报》（1920年离职，同年9月1日该报改为《震南报》，同月30日停刊）；1913年任《天南日报》社长（1914年辞职）。1926年任中华总商会秘书，生活有所改善。1929年6月5日开始，邱菽园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1930年1月8日因病卸任）；1931年任漳州十属会馆秘书（1938年因麻风病发而辞职）。至于投身报界的原因，一是因为破产后经济窘困，进入报社以讨生活；二是为了继承前辈左秉隆、黄遵宪等人以诗会友，以诗结社的传统，承担起关注现实，启蒙大众的任务，继续自己的文化寄托和追求[18]。邱菽园作品都收入其女邱鸣权、女婿王盛治所编《邱菽园居士诗集》，其诗集分三编，共辑古今体诗1335篇。邱新民又统计了邱菽园早期创作的艳体诗，共204篇。邱菽园刊登了大量文人的作品，其中像邱逢甲、陈宝琛之类名诗人的作品也多为之所用，“从这一点来说，邱菽园为后人进行研究这些诗人的作品与钩沉拾遗的工作做出了贡献。”[19]
19世纪移居新加坡的华人越来越多，“1824年，新加坡华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1836年增至百分之四十五点九，1849年跃至百分之五十二点九，1891年百分之六十七点一，而离开新加坡的华人人口每年只在三、四万之间。土生华人也由1878/08的百分之六点五，增至1901/05的百分二十一点二，妇女人口也有迅速增加。这一切都显示华人有把新加坡当作永久居留地的倾向。”[20]“各处华侨，为数不少，计新嘉坡约十四万，槟榔屿及其附近属地共约十万，麻六甲约三万，白蜡约八万，石兰峨约十一万，芙蓉彭亨各约二万，柔佛约十万，共约六十万人。”[21]邱菽园从1898年开始长居新加坡，随着他在地活动的不断增加，侨民意识和本土意识之间的纠结也在其文学活动中有所体现。邱菽园的知识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体现出他与时俱进的学习精神，也使得我们得以一窥晚清知识分子的才识。在《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尘》、《菽园诗集》三部著作中，“包括说部谈、舆地谈、历史谈、艺文谈、文学谈、物质谈、正名谈、哲理谈、技术谈、博物谈、风俗谈、学术谈、学理谈、技击谈、清谈、琐谈、丛谈、杂文、文苑、碎锦、新说、传记、集评、论议、滑稽、诗话、汇闻、杂俎，可说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这里面，以文学批评及杂论或杂文性质的作品居多，其次是历史与哲理方面的作品。”[22]另外，他喜欢用中西类比的方式，阐释中国文明不输于西方文明，以扬我华族的自信心，代表作是杂文《化学原质多中国之物考》，其首段既说“古人所知，化学之事甚少，见于墨子诸书者，说焉而不详，其诞者则创为烧炼黄白之说，要皆肤庸不足信。百年来，泰西人士踵接中土，格致之学，乃明于世，而化学即格致中之一门”，接着对六十四种物质进行中西类比，结论是这些物质“皆中国自古所有之物”[23]，其中可见维新派常存于心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维。另外，对“民主”、“自由”等方面议题的涉及也看得出邱菽园的包容与开放，如《缠足考》、《不以帝称孔子辩》、《风水不足恃》、《破瓜解》、《陋俗》、《嫁归宁男子亦可称》、《父父子子》、《异代追谥》、《算命无益》、《电报创始》等等，这些知识性很强的杂文，借由报章的流通，对启发新马两地民智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岗位意识的角度来看，邱菽园破产之前，最值得一提的就是1896年他创办的丽泽及乐群二文社，主持会吟社，为诗坛祭酒。以“丽泽社”为例，“丙申（按：1896年）余来星坡蒙内地流寓诸君子委校文艺，继左、黄二领事‘会贤社’、‘图南社’后创‘丽泽’一社，以便讲习。无论诗、古文、辞、时文、试帖、策论、杂体皆可分课，各自成卷，仿粤东学海堂例也。凡期月而一课之，冀可蝉联不辍，余初颇难其成，窃意南荒僻陋，岛屿林立，流寓文士散而不聚。声气难通，土著人材，童则失于正蒙，壮且溺于货利。求有一二心痛其意思能洽我，同源响我，宗教者已戛戛难之况。求其干城我，金兰我耶。而诸君子文兴正豪，坚持必行之，说乃以季秋举办初课，一时闻风奔辏，得卷千四百，有奇揭晓流寓十之九，土著十之一，亦云盛矣。⋯⋯丁酉（按：1897）六月重履星坡同人，谋加扩充以通其势，命名曰‘乐群’文社，专重实学，砥砺有功，庶求所以，日进有德者，其规模视昔为加广矣。”[24]
在“丽泽”“乐群”期间，邱菽园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大量的本土作家，他曾总结道：“丽泽社中所得诗人如谢静希、萧雅堂、黄树勋、叶季允、陈伯明、李汝衍、卢桂舫皆流寓也，而尤以黄树勋为冠。”[25]同时，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批文人多为南来侨居的中国旧式文人，如“卷中所录丽泽社诗友多粤东人之流寓星洲者，其或以游客而入斯社，亦惟粤东人为多，如前得嘉应黎香荪鹾尹、张琴柯别驾，皆是也”[26]，“星洲丽泽社子谢静希、黄树勋均喜为诗黄优，近体谢优，古体如骖之，靳莫能轩轾，黄所作已录卷三稿中，皆社课也。谢君近复自槟榔屿寓邸邮其平日手稿，质余星洲苦语幽思，尤与长爪郎为近”[27]，这些诗歌也印证了早期南洋知识分子群体以南来文人为主的构成方式，这也是经常将新马文学的起源归于南来文人开垦之功的重要原因。另外，他与林文庆、宋旺相等人创办了新加坡华文女子学校，时建校基金6000元，他独捐3000元；他还于1899年创办过“南华讲舍”，收女弟子13人。这些举措都是在新加坡开创女校的先声，是邱菽园对新加坡文化的又一贡献。
王赓武把移民南洋的华人分为“首先来定居的华商”、“十九世纪后半期到达的华工”、“华侨时期”三个时期，邱菽园属于第二个时期的华人移民，“（这个时期的华人）之中还有一些识字或半识字的人，利用他们的写作能力为华人商店做事或自己经商。于是商业上的成功和在当地结婚成家就成为定居的两大原因。这第二批华人直到十九世纪末期才开始在新加坡定居，到二十世纪前半期他们就大批定居了。其中的原因包括英国政策的改变，鼓励人们留下；还包括当时中国的形势动荡不安，使他们打消了回国的念头，从而促使那些有成就的人们继续留在东南亚。”[28]张奕善曾这样分析南洋华人的定居意识：“华人流移海外，自一八六○年以后，始正式得到官方的明文允准规定。这个时期正值英荷美诸国大事经营东南亚，大量的华人前往东南亚，解决了劳工的需求。他们前往的方式，或是被拐诱，或是在契约下的，暂且不论；然而造成了华人大批散布与落居东南亚各地，却是不争的事实。”[29]
对新加坡风物人情的再现也为南洋历史提供了真实的历史画面，表现出邱菽园对在地风土人情描写的自觉，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邱菽园的知识分子的本土意识。《星洲》（1896）是其中最早的一首，诗中他始创“星洲”命名新加坡的开始，诗云“连山断处见星洲/落日帆樯万舶收/赤道南环分北极/怒涛西下卷东流/江天锁钥通溟渤/蜃蛤妖腥幻世楼/策马铁桥风猎猎/云中鹰隼正凭秋”。同年创作的《新嘉坡地图》（1896）云：“抵章临孤岛/江山界画成/容张仙鼠翼/迹取狻猊名/天堑资西戎/荒原没故营/百年新市里/尺幅起纵横”，虽有些夸张，但气势恢宏。邱菽园还在新马两地旅游过程中写过一些以风景入诗的作品，如《槟屿道中作》（1910）：“一湖绿水浸寒岛/空阔全收秋色早/领取南溟山外山/风帆斜日滨江道”；《吉打道中》（1910）：“平远莽青苍/经冬常如滴/南土本毒淫/风轮更推激/四候独留温/三季随分析/勾萌万丛中”。这些诗作为我们留下了早期南洋的风物图，其中代表作是《槟屿道中望极乐寺四首》（1910），如：“布金自助佛庄严/却藉金容起众瞻/西域劫灰空极乐/薪传香火又南炎”（之一）；“离岛荒荒夜气寒/金银宫阙涌云端/诸天欢喜游人颂/点缀南溟得大观”（之二）。另外，《留别槟榔屿八首》（1910），如：“人天去住渺何乡/偶逐蛮云觉梦长/举似浮屠容忏悔/槟城三宿过空桑”（之一）；“马龙车水屑珠尘/电掣雷轰过雨新/自笑先生称落拓/江湖载酒十年身”（之三）；“入耳乡音洽比邻/绵蛮到处尽黄人/援琴莫负钟仪意/不碍南冠客里身”（之六）。这些诗有着落拓之气，又有怀乡的思绪，把邱菽园侨居身份和思乡浓情表现得很充分，文学审美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邱菽园与本土佛教知识分子的交游也表现出他本土意识的增长[30]。邱菽园的佛学修养颇有功力，他晚年参佛，并与新加坡本地的高僧交流，这种交流也构成了新加坡本地文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与佛教人士的来往，可以安抚自己离乡之情，毕竟，与佛教亲近也是一种对中华文化的精神皈依，如《岛上月夜》（1913）：“星洲明月无古今/今夕何年太寂生/千里尽随云外隔/十分偏向客中明/凄迷尘海鱼龙睡/萧瑟风林鸟鹊惊/遂令良宵容我独/孤怀灭烛尽深更”，便最能体现这点。在早期与佛友交流的诗作中，有很多的交游记录，如《双林禅院访福慧和尚留题而去》（1901）诗前序：“（僧福慧）方丈遁迹海外，能通般若经，好为诗偈，余与作方外交时，过竹院，煎茶烧笋得少佳趣，一如杜陵之频造赞公矣。”再如访双林禅寺幻庵和尚有诗云：“利欲驱人瘴海低/山前长恐武陵迷/留云团月烹新茗/刻竹幽吟拂旧题/二老赞公居与卜/三生圆泽案重提/便拟相从莲社隐/剧怜何肉并周妻”（《幻庵和尚自榕垣重履星坡余再访之双林禅寺信宿乃返留赠一诗用初唐体》，1906）。还有《以诗代柬抵幻庵长老》（1907）：“闭关非惜草鞋钱/拭鼻谁甘俗作缘/清课南无莲舌里/真参西意柏庭前/茶香水味分泉滴/铃语钟声伴月圆/犹记东林曾有约/闲来借榻北窗眠。”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邱菽园的佛缘之深。另外，禅意的运用在他诗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两广总督周馥嘱丘逢甲黄景棠劝余出山余置不答或者疑之诗以见意》（1907）：“袅袅秋风动桂馨/烦君招隐挽长征/幽居谁逐虚空足/色授遍憎杂佩声/未耻衙参侪屈宋/岂闻酒困事公卿/骄心莫讶因贫长/众饮时看召步兵”。《排闷》（1908）：“天中月色太高寒/海上珠光只独看/戴笠苦吟诗与瘦/拈花微笑佛同欢/休骑鹤背无长物/也识獐头有达官/一局棋枰何日了/可知黑白逊旁观”。《杨侍郎率舰巡洋至坡询菽园或答不知》（1908）：“菽园本是空名号/惭愧身犹赁芜居/便许旁人作知己/漫劳热客驻飞车/窗前时有不除草/箧底难抛未了书/幸得桃花能解事/流来莫误武陵渔”。这些逃避世俗和官场的言辞，表达着邱菽园的出世心态，也看得出他参佛之境界。《即酬许允伯》（1909）：“收拾狂名不值钱/敢云芳糖跋/希文纵复先忧国/夸父难追已堕渊/碧血成仁多死友/浊醪排闷感长年/只余落拓星洲老/哀乐关怀渐近禅”，末句更是道出邱菽园参禅的心态。晚年，他创作了《疑仙词》（1940）：“忽忽星洲年复年/未成佛去却疑仙/四三月并无寒季/二六当均不夜天/醉向杯中邀月饮/困来石上借花眠/诗魂倘逐凉风化/定在青山绿树边”。其中的禅意很浓，邱菽园的佛学造诣和以禅入诗，可见一斑。
结语：遗民心态在地性的意义
邱菽园生平最后一首诗写于去世前三天，其中还是浓浓的爱国情怀，如“送子归程万里长/报君一语足眉扬/满船都是同声课/才踏见故乡”（《梦中送人回国醒后记之》），诗中的老年心境，凸显了这个时候的邱菽园还是南洋移民的身份。另外，他晚年诗歌中多是抒发老病之后的孤苦心声[31]，如《答人问近状》（1940）：“老态今年渐渐加/漫云驻景不争差/发垂两耳丝初白/目转双瞳雾隔花/声纵或能舒肺脘/嵳长未可掩唇牙/世间公道无如面/条线分明告大家”，可见晚境凄凉。正是在这种凄苦晚境，使得他的笔下更多了些怀念故国的情怀，如《庚辰中秋》（1940）：“银盘唤作广寒宫/照澈江枫不敢红/万里人皆看月满/百年吾亦迨秋中/飘来怨笛家山破/净洗烟霄水国空/纵弗移居蟾窟去/道人心地久圆通”。《廿一晚阴密云无月忽闻笛声因之有作》（1940）：“何来水上咽苍龙/并作秋宵岛雾浓/笛里梅飘飘欲坠/云中月隐隐谁踪/倚楼调歇音犹绕/伴影灯孤眼欲慵/风露满庭清不寐/罗衣凉袭五更钟”。值得一提的是小诗《西红柿》（1940）：“润脸花融雪/圆姿果摘苹/红柿西海至/艳史古宫春/丹柿输皮嫩/南瓜肖瓣皴/可怜哀感处/犹动异邦民”。诗末写道“结句作者自谓”，可见晚年邱菽园的遗民意识根深蒂固，相较于同时期左秉隆1891年离开新加坡时，“几度陈情未许归/今敕喜气动蕉闱/鱼冲波浪群争跃/鸟急山林自追飞”[32]，黄遵宪“本来南道王/翻拜小诸侯/⋯⋯华离不成国/黔首尚遗黎。家畜獠奴段/官尊鸭姓奚”[33]这类诗句或表达返国之前的愉悦心情，或以上国使节身份自居的优越心态，邱菽园诗句除了那种挥散不去的眷恋故土的情结，又有着与左秉隆、黄遵宪这类外交官员不同的本土关怀，这也正是早期南洋知识分子每每在故国和新地之间纠结的真实心态。
【注释】
[1] “侨寓”一词，指的是以华人身份寓居他国的居留状态。王赓武认为，“自《马关条约》缔结后，‘侨’字的使用较普遍化，此后中国与韩国、古巴与墨西哥的订约中，常出现‘侨居’的字眼。至一九○二年，《光绪东华录》开始使用‘侨寓华民’（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外务部奏：‘和美属地侨寓，华民亟宜设法保护’）与‘侨氓’等（‘复查南洋各岛，如英属之新加坡，与类属之小吕宋，皆已设立总领事，朝廷一视同仁，必不忍合属侨氓，独抱间鹃之感’）。一九○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光绪东华录》虽有‘华育侨居海外者’，但仍未用‘华侨’”。参见《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4-235页。
[2] 邱菽园1897年5月创办《天南新报》，鼓吹维新。1899年与林文庆等人合作创办新加坡华人女校，办报兴学，开启民智的想法和行动一直延续到他晚年。好友释痴禅云：“南国谈华社，星洲得菽园”，即是对他的褒扬。参见王盛治、邱鸣权编选《丘菽园居士诗集题辞》、《菽园诗集三编》，1949年新加坡刊行。
[3] 茅海建：《张之洞策反邱菽园》，《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4] 汉诗在字面上是汉语诗歌的意思，即Chinese Poetry，包括现代诗和旧体诗。但这个概念一般在汉语世界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使用，且特指用汉语书写的旧体诗。本文所指的汉诗取华文旧体诗之义。
[5]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6] 邱菽园：《小引》，《菽园赘谈》，1897年印于香港，第9页。邱菽园诗歌研究有王志伟《丘菽园咏史诗研究》、《丘菽园咏史诗编年注释》，皆由新加坡新社2000年出版，前书为王志伟1997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硕士论文，其指导老师是杨松年。
[7] 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8] Wang Gungwu，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
[9]“南洋才子”出自《联合报》的李永乐、韩山元、许月英在杜南发策划下的联合报道：《南洋才子丘菽园生平逸事》，参见邱新民《邱菽园生平》，新加坡胜友书局，1993年，第1页。“南国诗宗”源自“（1941年）十二月一日，卒于加东滨小阁，誉为‘南国诗宗’，被目为亦儒亦侠革命家，自号星洲寓公，曾是百万富翁，新加坡唯一的举人的邱菽园，与世长辞。”参见邱新民《邱菽园生平》，新加坡：胜友书局，1993年，第148页。
[10] 张书耐：《丘菽园传略》，参见邱炜萲《菽园诗集初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368），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7-8页。
[11] 星洲寓公（邱菽园）：《上粤督陶方帅书》，《清议报》第80册，1901年5月28日，第10-12页。
[12] 邱菽园：《答粤督书》（1890），收入《菽园赘谈》，1897年印于香港，第5页。
[13] 颜清湟撰，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47页。
[14]“菽园继父业，顿成巨富，时年仅廿三岁，得来容易，年纪又轻，不知‘米珠薪桂’的艰难，加以他有名士气，寄情声伎，挥金如土，好比他在廿五岁做生日，在欢宴上，粤妓到了八十多人，其他闽妓、巫妓、日妓都来向他叩头道贺，仅一拜的赏金，一日就超过万元，开新加坡穷奢极侈的记录。其他一掷千金万金十万金如摘瓜，金山银山挖得尽，所以不到十年，1907年菽园卅四岁时破产。正中如在天有灵，他一定痛惜自己在生不晓得用钱，由他的儿子替他用，用得离谱，所以我读菽园1908年的诗时不禁替正中叹息。”参见朱飞、邱新民：《星洲邱笃信》，邱新民：《邱菽园生平》，新加坡：胜友书局，1993年，第25页。
[15]破产事件也让邱菽园对人心叵测和世态炎凉有了新的认识，影响到他后来人生态度的转变。“佘（指佘连城）为人极势利，曩请余到园茶会，必父子长衣迎门，请衽奉卮，殷勤定席（坡上商人往来，通免此礼，彼当日行此，盖以官长视余也），又敦求一联，悬之池馆上最当众眼处，以为夸耀。迨余破产，吏人持余狱急，各豪商（如陈若锦、李清渊、邱雁宾、林文庆、胡敬德、黄福基、黄仲辉、黄金炎、梅百福、林维芳等），仗义联名直请销案（陈若锦且助讼费，胡敬德不取笔资），或劝佘与联名，竞巽词以避，翻手如此，亦人中仅见。佘日暮矣，故诗中用赵孟视荫之典为讽。”参见邱新民《邱菽园生平》，新加坡：胜友书局，1993年，第81-82页。
[16] 王盛治、邱鸣权编选《菽园诗集初编》卷四，1949年新加坡刊行。
[17]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7-78页。
[18]左秉隆曾于新加坡创设会贤社（1882年—1891年11月底），黄遵宪也曾创设图南社（1892年1月1日—1894年10月3日）。好友黄遵宪晚年的两首诗中，有句“沧海归来鬓欲残/此身商榷到蒲团/哀弦怕听家山破/醇酒还愁来日难/衔雏燕喜旧巢安”（《寄怀邱仲阏逢甲》），“三边烽火照甘泉/闻道津桥泣杜鹃/帝释亦愁龙汉劫/天灾况值鼠妖年”（《感事又寄邱仲阏》），诗中对晚清政局的失望可见一斑。这种消极情绪在晚清文人中很普遍，当然也影响到邱菽园对祖国的情感。幸运的是，他没有消沉，而是在南洋承续前辈意志，开启南洋民智。
[19]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20] 黄康显、李元瑾：《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交界期间新加坡出生华人归属感之追寻》，转引自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第21页。
[21] 薛福成：《新嘉坡领事官左秉隆禀报各处华民数（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七日记）》，光绪二十四年（1898），传经楼校刻庸庵全集本。
[22] 王慷鼎：《邱菽园与〈振南报〉》，《南洋学报》1990/1991年第45/46卷合辑，新加坡：南洋学会，第87页。
[23] 邱菽园：《菽园赘谈》卷三，1897年印于香港，第15页。
[24] 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塵》卷二，观天演斋校本，1898年，第29页。
[25] 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塵》卷三，观天演斋校本，1898年，第16-17页。
[26] 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塵》卷七，观天演斋校本，1898年，第27页。
[27] 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塵》卷十一，观天演斋校本，1898年，第13页。
[28]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06-208页。
[29] 张奕善：《东南亚华人移民之研究》，《南洋大学学报》1969年第3期。
[30] 邱新民曾统计邱菽园有关于寺庙、提禅画、法师居士朋友、参禅、净修、素食之类的诗作80余首，其中涉及的僧人有福慧和尚、幻奄和尚、寄禅和尚、太虚法师、圆瑛和尚、慧觉居士、瑞于法师、痴禅上人。参见邱新民《邱菽园生平》，新加坡：胜友书局，1993年，第106-108页。
[31] 晚年只有林文庆、释瑞于等数人接济，经济窘困可见一斑。
[32] 左秉隆：《别新嘉坡》，《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第129页。
[33] 黄遵宪：《新嘉坡杂诗十二首》，《人境庐诗草》卷七，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1页。
【责任编辑：邓仕超】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5期。